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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流氓”的终结看法律的能动
吕俊说法从“流氓”的终结看法律的能动一个可口可乐的玻璃瓶子，在文明人眼里，就是一个盛着可口饮料的器皿；然而在非洲土著人的眼里，它既是一件了不起的工具，可以擀蛇皮、砸坚果，提高生活效率，同时也是一件上帝疏忽大意送来的罪恶之物，因为它也被人用来砸别人的脑袋。最后他们认定，上帝送来这个瓶子，说到底是疯狂的行为。电影《上帝也疯狂》让人大笑之余，还给人当头棒喝的领悟。是的，任何事物是有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限制的。疯狂的当然不仅仅是神们，以理性形象示人的法律，有时也会呈现出这种非理性的、缺乏逻辑甚至无可救药的疯狂面貌。在“中国的最后一个流氓”的新闻报道中，人们可见此端倪。据报道，27年前，北京青年牛玉强，因为伙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，跟他人打过一架，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了死缓。服刑七年后，牛玉强因患重病被保外就医，回到北京治疗。其间他娶妻生子，安安静静地生活了十年。然而六年前，新疆石河子监狱以他保外就医超期未归，将他抓回监狱，接着刑期也被顺延。因此，牛玉强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继续服刑至2020年，他的妻子也因此走上了上访之路。网络上称牛玉强为“中国的最后一个流氓”，因为早在1997年，流氓罪就已经从《刑法》中删除。引起大众哗然、也是新闻主要卖点的,是牛玉强背负着一个久已不在现行法律中存在的罪名，一直在监狱中服刑，甚至还要持续十年之久。同时，结合新闻报道上所说，当时的他，不过是抢了一顶帽子，跟他人打过一架而已。时至今日，无论怎么看，整个事情难逃其昭昭的荒诞。正如时势造英雄一样，“最后一个流氓”也不免烙着时代的印记。在当年的严打中，很多人只是行为举止不合社会道德规范，就被定性为流氓，处以刑罚。如牵连人数超过百人、所谓西安马燕秦流氓集团，其中很多被重判的被告人甚至只是因为引领潮流，跳了一场后来颇为流行的交谊舞。然而，从法律角度看来，公众的哗然却也充满了误解。流氓罪的去除，主要因为其罪状描述模糊，充满了日常生活中飘忽不定的道德判断，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。而且，要说流氓罪在《刑法》修订后，被完全删除并不十分准确，更不能说以前所有判决的流氓罪，其实都是无辜的，都应当立即释放或者特赦。1997年的《刑法》修改，将原先流氓罪所涵盖的一些犯罪行为，通过具体而精确的条文固定下来，分别称作寻衅滋事罪、聚众斗殴罪等。流氓从一个不精确的日常生活词汇走到法律中，并且被冠名一种犯罪，结果成就了一个口袋罪名。后来，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，流氓这个词不堪重用，又从法律中离开，这正是法律能动性的体现。因为法律要做的，是与那种不容辩驳和质疑、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要定罪处罚的流氓逻辑分道扬镳。删除流氓罪因此成为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一个象征，宣示着法律必须按照规则办事，而不能完全跟着执法者的感觉走。其实，在《刑法》修改后，牛玉强继续服刑倒也正常。当然，在今天看来，如果仅仅是抢了别人的帽子、和别人打了一架，却被判处死缓，确实是量刑过重。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特赦的理由。但是，牛玉强1990年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，至2004年重新被投入监狱已经过去14年，到2008年他的服刑期已满，按规定应该办理释放手续，恢复他的自由身，而且他保外就医期间的表现，也足以成为改造成功的一个范例。但石河子监狱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违法决定――顺延刑期，理由是牛玉强超期未归。媒体披露，牛玉强一直居住在北京，接受当地派出所的监督管理，并没有任何擅自外出、逃离的情况。显然，这个所谓期满未归是强加给他的。因为保外就医期间，牛玉强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，按照有关规章的明确规定，如果发现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情况，监督机关应该决定或者通知有权机关决定及时收监，而不是要求服刑人员主动归监。如果在所谓的期满之后，他主动离开居所，前往监狱，倒可以视为一种对保外就医规定的违反。更何况，按照1990年的《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》，保外就医的罪犯，由取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，档案材料也转给原住地劳改局,由该劳改局指定就近的监狱、劳改队、少管所管理。因此，石河子监狱其实已经无权决定单独带走牛玉强，再决定牛玉强的刑期是否已满。而且按照司法部1995年一个文件：保外就医超过批准期限的，超期期限应计入执行刑期。无疑，挺牛玉强的人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，有道理，也有法律依据。因为保外就医是刑罚执行的一种形式，而不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。现在，牛玉强实际上已经服刑期满，石河子监狱对牛玉强的监禁没有法律依据，已经属于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行为,它侵犯了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。《宪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。然而，牛玉强或者他的近亲属却无法启动任何司法程序，不能使他们辩护的声音，为中立公正的法官知悉，并据此作出判断。如果石河子监狱这个关系到一个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，只能通过到处上访，通过媒体的炒作解决，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的悲哀。一百多年前，法学家托克维尔就认为，一个好的制度，是可以让任何政治问题或迟或早都转化成司法问题。流氓罪的终止，无疑是展示了法律的能动性的那一面的。然而法律该终结的，远远不只是某个具体的、单一的罪名。它需要秉承独立的原则、公平和正义、权利和义务的原则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限制，不停地完善和修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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